科学家进沈阳纪委,用大数据揪出贪腐苍蝇

  提到反腐,听惯了打老虎、拍苍蝇,总还有些事出乎意料——

  欠款200万元的“老赖”,是当年的三八红旗手;江西某公司3年来在沈阳投标337次,中标率却为0;沈阳市有4000余人在吃“死人低保”,1627家单位有1821个小金库……而发现这些问题的,是一个大数据平台。

  “正风肃纪大数据监督平台”由沈阳市纪委监委与中科院计算所联手打造,数据总量有25.1亿条,覆盖了全市1130家职能单位,涉及民政、医保、科技、人防、债务、招投标等十几个领域。

  “大数据监督的范围更广更深,可以发现信访和巡查发现不了的点对点的问题。”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研究员方金云说。常被提及的一组数字是——按照传统的工作方式,沈阳市纪委监委一年能发现31800左右个问题,而大数据系统建立后,仅民生领域,一天就发现了81641笔问题资金,涉及9608人,经民政部门自查自纠,挽回损失5千万元。“监督也是生产力。”方金云补充。

  为了用数学模型刻画权力运行的轨迹,方金云成了懂政府管理流程的科学家;沈阳市纪委监委纪检监察一室副主任查岩,也成了懂大数据的纪检干部。

  “跨界”,不约而同,是这两方口中的高频词汇。

  

  方金云(右)给工作人员讲解怎么区分两类有交叉的名单。

  纪委来了群科学家

  “政府的管理体系和决策流程有一整套规范,顺着去捋,很难发现问题;建立数学模型,逆向看,就可能找到症结。”方金云一边说,一边用右手食指在左手掌写着“逆向”。

  他说话不快,眼神认真,手会习惯性比划,似乎一定要为每句话的重点留痕。上楼梯,在空气中写;饭桌前,在桌子上画;坐到办公桌前终于能拿起笔,文字、方框、箭头,纸上很快搭起了框图。

  科学研究要把社会问题抽象成普遍模型,再去求解,这是活在数字系统中的方金云擅长的。

  以城市低保发放为例,针对开着宝马领低保、当着干部领低保,甚至人已经去世,低保依然照发的情况,可以反向查找违规操作。表现在数学模型上,就是用车辆信息、干部名单和死亡登记的集合来与低保名单的集合求交集,若结果不是空集,那就是疑似问题的线索。

  “不从社会管理角度出发,跨到纪检的业务领域,建立的模型就无法涵盖所有问题;同样,纪检人员也要懂些大数据知识。”方金云说,跨界学习是必须。

  刘晓东在计算所读书时研究软件架构,博士毕业留所工作,现在是团队骨干之一。他擅长打比方,数据库是盛数据的水池,“我就是造池子的,先做高做大,接着扩容,数据量继续增加,就得考虑换方案了”。

  在给纪委监委的同事们讲架构时,他会打最易懂的比方——用平台和餐厅作比,数据就像菜篮子,纪委监委业务人员、工程师是负责不同部分的厨师,智能分析平台就是锅碗等厨房用具,数据备案平台则是食材保鲜冷库。要做好饭菜,哪个都少不了。

  他们从监察对象和党员名单的区分,讨论到怎么解决死亡数据表标示不统一……很多政务知识刘晓东都是第一次接触,“真正参与项目才发现,比单纯搞研究复杂很多,但真的做出了东西,又觉得很有意思”。

  “用上大数据,多做‘健康体检’,就可以少做‘大病治疗’,也不会‘病入膏肓’。”方金云认为,及早发现问题,填补政策或管理漏洞,才是大有裨益的监督。

  身边人提起方金云,皆以“工作狂”来评价。拍宣传片时,摄像师说他轮廓分明,补了一个光源。他笑言:“就是瘦得比较厉害。”

  

  沈阳市纪委监委拍宣传片,正在拍方金云的镜头。

  这里的节奏甚于互联网公司,半夜12点开会讨论很平常。父亲节前夜,方金云和查岩晚上9点还在办公室,而前一晚凌晨2点他们才下班。查岩的小儿子在电话里奶声奶气喊爸爸回家,他抚掌答应时,笑声穿透力极强。

  方金云算不清自己错过了多少次见女儿。上一次是在他前往沈阳的路上,女儿从山东回京,在北京南站,两人列车相隔半小时,虽未相见,却已是几个月里最近的一次。

  他在朋友圈写了首简单的诗:“每个人都在跨界,每个人都在与时间赛跑,每个人都把工作娶回了生活。”

  “技术手段发现苍蝇”

  让方金云和查岩烧了最多脑的,是最重要的监督要素模型——应覆盖哪些因素,才能普适于任一部门,完成全链条监督?

  最终设计的5+N系统,从两个维度考量,框定了五大标准数据库和业务库:前者包含资金、项目、物资、决策、权力这五类,后者则是具体经手的各业务。“闭着眼睛想一下,除了这些,一个单位就没别的了。”方金云眯着眼,反复念叨了几遍。

  标准乍一看似有交叉,但背后的概念范畴他们反复推敲、明确界定,就像数学概念里作为一般思维形式的判断与推理一样。

  资金包含了补贴、救助等多项公共资金明细;项目建设包含完整审批流程,达到必要的深度广度;物资指向公有资产,存量有哪些,新增的如何采购、怎么发放;决策针对部门权限;权力则具体到个人。

  大数据仓库从全市97个市直部门、13个区县采集了资金和项目数据,还自行收集了政府项目补贴资金、党员和六类监察对象名单等数据,能查出小金库、加油卡,也可以揪出冒领低保的村支书、贪污百万元的镇长。

  在中科院计算所所长孙凝晖眼中,反腐工作“过去主要靠人力,现在技术手段可以发现很多苍蝇,人的手段就能去打老虎,打大案要案,如此就能有所分工”。

  自2019年初起,针对大数据监督平台的讲解报告,在沈阳纪委大楼进行了174场,正风肃纪宣传片被一遍遍播放。截至5月底,沈阳市已有4326名基层领导来参观学习过。

  

  6月13日,沈阳市纪委监委三层会议室,自然资源局的访客在听大数据监督讲解。

  6月13日上午带队来参观的自然资源局领导,留下了和前人一样“震撼”的感慨。“将人工监督与智能监督相结合,创新制度,为监督插上科技的翅膀”,讲解到了尾声,工作人员声音更加高亢,台下有人一直抻着脖子仔细听。

  有来参观过的官员,几天后开车回来交代问题,后备箱里是码得整齐的现金。

  沈阳市开展正风肃纪监督以来,共13707人主动交代存在虚报冒领各类补贴、私车公养、小金库等问题,主动上缴2.28亿元。

  方金云被允许旁听过对留置人员的谈话。查岩几个问题抛出去,包间里的官员们就会事无巨细地讲出自己的经历。

  对收的第一笔钱记忆犹新,这是共同点之一:何时,何地,谁给的,数额多少,涉案百万千万的贪官,也还记得那一瞬的犹豫。

  手一旦伸出去,想缩回来就很难。看着那些颓唐的脸,方金云觉得难受,“培养一个成熟的干部很不容易,每个人背后都还有一大家子,早提醒、早收手就不至于如此”。

  方金云很认同沈阳市纪委书记王冬石的观点——“纪委监委要保护干部安全,要做有温度的监督,既要暴风骤雨,也要和风细雨、春风化雨。”

  鞍钢纪委班子也来沈阳取经,这个被称为“40里钢城”的大型国企,每年仅采购资金就以百亿计,存在新购原料设备掺假、资产流失的现象,监督责任重大,来者一直追问企业监督体系如何搭建。

  具体分管此项工作的纪委常委、监委委员张中人坦言:“公开是原则。”

  查办沈阳水务集团原董事长陈阳5000万贪腐案之后,水务集团的所有项目、物资、资金植入了大数据系统,2016年至今的三公支出、项目建设皆可查询。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企业公示平台。

  而公示本身,就像是单枪匹马在挑战多年形成的官僚体系。“宁听骂声,不听哭声。”张中人半开玩笑地说。

  “要数据就是动奶酪”

  大数据监督的种子是2017年11月埋下的。查岩形容与方金云第一次见面,带着东北式幽默:“他就像80年代国企里的推销员,风尘仆仆,背着小包,支个小桌,在宾馆房间里边放片子边讲解。片子颜色还是粉配绿,像东北大花袄。一开始讲,我同事就打呼噜了。我还觉得怎么这个讲互联网+的人,信息化能力这么低。”

  这个讲互联网+的人,在涉足政务数据之前,是一位地理信息专家。

  2001年方金云博士后出站,一直在做海量空间数据的并行分析,处理遥感图象,设计大型灌区,规划城市地下空间,这些大多是政府项目。而今,技术不变,只要改变算法和模型,就能解决政务问题,这叫“数据挖矿”。

  从2013年开始,方金云与国家级贫困县麻阳和修水、百强县宁乡,以及中等城市怀化的政府合作,在民生监督领域进行了一系列试点。

  查岩初次见方金云,是因当时沈阳纪委赴江西九江修水县,希望为政府项目建设监督找寻解决方案。等到面前这位低调的研究者谈到对大数据监督的构想时,查岩立刻被吸引,印象修正成了“这就是很纯粹的科研工作者的样子”。

  以往纪委的工作总跟在信访举报和巡查后面,而大数据监督,是打提前战。

  2017年12月8日,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提出要“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”。今年1月11日,赵乐际在代表中纪委向第三次全体会议作工作报告时也指出,搭建互联网、大数据监督平台,积极畅通渠道,拓宽线索来源。

  然而,“要数据就是动奶酪,这是很敏感的。”查岩指着走廊里的房间说,“每间办公室就像一个政府系统,关上门就是舒适空间,如果门外的人有钥匙,也有权进门,那房内的人岂不是随时如坐针毡?”

  他们首先选择了最贴近百姓生活的民生问题。方金云曾与湖南怀化纪委合作,搭建“互联网+监督”系统。湖南是扶贫大省,监督重点是扶贫资金,包含低保、补偿金、危房改造款、种地免息贷款等107项。主要数据在民政局和农业农村局两个部门,方金云团队通过比对人员信息库和民生资金信息库,很快就发现了上万条疑似问题线索。

  采用类似方式为沈阳民政数据建模后,8万笔异常资金仅用1天就发现,相关负责人半夜赶来纪委监委检讨。

  沈阳从民生领域打开了口子,但各部门间信息孤岛存在已久,还是有单位捂着盖着。以工程项目为例,从立项、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采购到验收,牵涉众多部门,自建系统规则不一,公示信息深浅不同,别说互相沟通业务,即使同一家单位,不同处室也可能各占山头。

  为了数据,纪检工作人员们一次次去大数据局、建设局、财政局、人社局、交通局等部门备份,再由技术团队将零散破碎的政务数据汇集成原生数据池,经过清洗筛选加工,形成大数据仓库。

  由于不同部门的信息化发展程度和规模不同,在收集数据时他们制定了最低标准,设计了所有部门都能填满的表格。

  “我们需要最新最准的信息,可以从六七个维度刻画出一个人。”刘晓东博士指着后台繁复的信息采集表说,这些表固定了他们经过“烧脑”列出的项目,个人和单位会按周期自行提交数据。

  

  夜里,方金云(左)和查岩(右)刚开完讨论会,短暂休息一会儿。

  敬畏数据,敬畏边界

  全国有29万个叫王伟的人,在这个公开的大数据平台,普通人可以查到沈阳市的“王伟”有9234条资金记录和7条项目记录,既有5元的电价补贴,也有千元的公益性岗位补贴,还有河道维修和主题街区改造工程。

  这些与“王伟”有关的记录,任何人发现问题都能一键投诉举报。

  类似大数据采集,总是绕不开隐私之问。

  “我们的数据不涉及公民隐私,都是干干净净的政务数据,除非已经被定罪的人才会纳入执纪系统。”方金云始终坚持将数据监督与执纪区分。

  执纪是查案,凡是使用过身份证的地方都有记录,可以画出嫌疑人的生活轨迹;纪委监委主责是监督,统计廉政档案,是在为好人画像。

  方金云几乎可以背下监督执纪工作规则,也自学了相关的法律法规,“大数据监督一定要有边界,不能突破。要对大数据心存敬畏,对边界心存敬畏,就像孙建军副书记说的,我们不能做数据的法西斯”。

  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,大数据监督就是破题的秘密武器。

  “熟人社会”盘根错节,即使是坚持原则的人,遇到“熟人”也很容易模糊了界限。

  方金云举例,假如办专家评审会,专家名单只有10人,可财政支出了150人的经费,一定有问题;某个项目招标,第8名中了标,第1名却落选,肯定也是问题。

  党章规定纪委的职能为监督、执纪、问责,去年出台的监察法也提供了法律依据,但数据监督并未被明确提及。方金云一直很感念沈阳纪委监委的全面支持与信任,“没有先例,没有参照,我们就是在黑暗中埋头往前跑”。

  大数据平台初见成效,他们坚信自己走在正确的路上,“推进数据备案监督条例出台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”。

  查岩认为,网络实名制购票刚面世时阻力不小,现在早已成了人们的习惯,数据监督也会成为权力运行相伴的习惯。

  全流程数据采集之后,“烧账本、砸电脑都没用了,上下游齐全,就能恢复缺失部分,这就是数字的力量”,方金云说。

  方金云办公室窗外,左边是沈阳公共资源交易中心,对面是最高院第二巡回法庭,一边是监督对象,一边是司法高地。未来还会建起学院,由沈阳纪委监委和中科院计算所一起培养懂技术的纪检人才,教学相长,打造智库。

  信息领域专家李国杰院士评价:“方金云在计算所不仅写论文,更是把论文写到了祖国大地上,把大数据科研成果真正用在解决我们国家实际需求和实际问题上。”

  而方金云只给现在的工作打了30分,因为“目前的数据还不够深,不够广,离目标还差很远”。2.0平台的建设,会通过机器更深度的学习,进一步发挥预警作用。他希望这个走在世界前列的监督系统,还可能为全球治理指路。

  

  沈阳市纪委监委三楼挂着“大数据监督技术实验室”的牌子。

  “大数据监督技术实验室”挂牌那天,沈阳市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韩冰感慨:“不要问人工智能和基因改造哪个先杀死人类,要问人类能用这些做到什么,就如同当年的火、铁器、蒸汽机。”

  查岩的微信名是“小李飞刀”,他解释这叫“例无虚发”。 “如果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,那就‘借刀削把’。”十年的公安工作经验,让他说话办事一针见血。

  方金云笑着补充:“出手必封喉,一招制敌,办案如此,做大数据监督也一样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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